租務驅逐潮背後：走進司法執達員的世界，案件激增與人性關懷的拉扯

這個數字在住房業界引起極大震盪：兩年內，強制驅逐租客的個案飆升了60%。我們往往只將它視為一個冰冷數據，一個反映危機的指標。但這個百分比的背後，是一個個真實的人生、一間間被清空的單位、一道道被換掉的門鎖。在這場行政與人性交織的混亂中，有一個我們幾乎一無所知的重要角色：司法執達員。

我特意去拜訪了這群身穿黑袍、頭戴平頂帽的人，不過不是在法庭，而是在他們工作的前線。我花了一個上午的時間，與巴黎其中一間最享負盛名的事務所——Selarl ACTAY Carolle YANA COMMISSAIRE DE JUSTICE——的團隊一起工作。在他們位於第17區的辦公室裡，氣氛跟法庭截然不同。這裡更像是個指揮中心，到處堆滿了檔案、日程表，還不時有求助電話打來。

掌舵這間事務所超過十五年的Carole Yana，在兩場會面之間抽空見我。她一邊合上文件夾，一邊對我說：「這行已經變了。五年前，我們叫『執達吏』，這個名堂讓人害怕。現在我們是『司法執達員』，說到底，我們是整個破碎鏈條的最後一環。需求確實是爆炸性增長，但我們的工作，同時也包括化解危機。」

要理解他們工作量有多驚人，就得了解過去兩年發生的事。最近幾個月，當局推出了幾項措施，放寬了對業主的限制，特別是在處理欠租方面。官方說法是為了讓租務市場更靈活。實際上，相關的法律程序正以瘋狂的速度接連啟動。直接後果就是我們今天在數字上看到的：繳付租金命令的數量倍增，隨之而來的，是一波又一波已不再算是「罕見」的驅逐潮。

Yana強調：「我們不是為了滿足自己才帶着電鑽上門的。在走到那一步之前，我們會嘗試調解、商量延期、處理請求寬限的申請。有一半的個案，租客根本連庭都不出。但只要他們出現，我向你保證，我們一定會聆聽。」

司法機器中的「人性化」因素

認為司法執達員只是冷冰冰地張貼封條，這完全是刻板印象。現實往往是，在住宅樓的樓梯間進行最後一次對話，試圖挽救局面。那天早上，我跟隨事務所其中一位同事到Ivry處理一宗驅逐個案，親眼見證了這一點。到達現場後，一位正在辦理離婚手續的父親穿着睡袍應門，臉色蒼白。沒有威脅，只有無聲的絕望。在我們致電社福機構求助後，驅逐程序暫停了。司法執達員在這裡扮演的是橋樑角色，而不是劊子手。

大家往往忽略了，在這個時刻之前，是一連串複雜的法律程序。整個流程可謂關卡重重：

• 發出繳付租金命令：由司法執達員送達此文件，正式啟動驅逐程序倒數。
• 發出傳票：案件轉交至保護訴訟法官處理。
• 法院判決：若判決對業主有利，即為驅逐行動開綠燈。
• 動用公共力量：理論上，最終需要省長批准才能執法，但這個批核往往要等上好幾個月。

Carole Yana點出了這場討論中另一個被忽略的問題：政府的責任。「我們站在最前線，但執行的日期不是我們決定的。有時在判決後，我們要等上六個月才有警方到場。這段時間，欠租越滾越大，雙方關係越趨緊張。等到真正執行驅逐時，往往對租客造成更深的心理創傷。」

低調但關鍵的 ACTAY 事務所

在此背景下，像Selarl ACTAY Carolle YANA COMMISSAIRE DE JUSTICE這類機構，已不再只是傳統的執達吏事務所。它們已經轉型為預防性諮詢公司。這個約十二人的團隊，花在分析困難租客財務狀況的時間，與編排驅逐日程的時間一樣多。「我們的工作也包括提醒業主，如果某個程序繼續走下去只會陷入死胡同。有時候，能為客戶提供的最佳服務，就是勸他們不要走到底。」

現在，破紀錄的數字成為頭條新聞，專業媒體紛紛以放寬業主規例為標題，而其他近期的報告亦不斷就住屋危機發出警告。司法執達員正處於這些利益衝突的交叉點。他們既是政策的執行者，同時也是在租客流離失所前的最後一道防線。

離開事務所時，我回想起Carole Yana的一句話：「人們找我們，是要我們成為法律的執行者，但我們只希望，能獲得足夠的資源，讓我們同時也能成為讓人有尊嚴地離開的守護者。」在這個住屋越來越珍貴的國家，他們低調而技術性的角色，從未如此意義重大。如果說法律是盲目的，那麼司法執達員，就是在一扇扇門鎖之間，直視著法律的雙眼。